万众期待，全球聚焦，我们的两会正在如火如荼，而教育问题，是排在前五的热点话题。

教育关系千家万户，更关系国家民族未来。每年两会时间，“学生减负”都跻身“热点榜”。今年全国两会前夕，教育部等四部委重拳整治校外培训机构乱象；进入两会时间，全国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点名”校外培训，更使得学生减负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的热议话题。

专项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与减轻中小学课外负担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治理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减负”之路该如何往下走？

其他“两会”代表、委员是如何看待校外培训辅导呢？

代表们纷纷对此建言献策，共同努力让校外培训教育回归理性。我们先来看看在此次两会上，关注校外培训教育，都有哪些声音：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在“两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从两个方面看待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不能只怪民办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主要来自于中小学之间的竞争。减轻学生课外负担，需要对幼升小、小升初考试进行严格控制。

他表示，孩子的成长过程像一棵树，浇了大量化肥可能会迅速成长，但到后期会发展病态，并表示很反对超前教育、难题教育。

李鸿彬表示，自己孩子之前也上过培训班，但确实是因为一门功课有短板才去补课的，那时培训班不像现在这么火热。

“有报道说孩子的课外辅导已严重影响了一部分家庭的生活质量，课外辅导费用俨然成为一个家庭最大的乃至不堪重负的沉重负担。”李鸿彬了解到，许多学生的课余时间被填满了，甚至吃饭都没有充裕的时间，睡眠时间得不到保证，“因此规范校外办学行为，使之有序，成为正常学校教育教学的良好补充，非常有必要。”

针对中小学生减负问题，要以制度创新形成学生减负的长效机制，合理设计学生作业的内容和时间，把学生和家长从繁重的作业负担当中解放出来。科学引导学生参加课外培训。

政府要加强对各类校外培训的管理，让课外培训成为学生素质教育的补充，而不是变成强化应试的“助推器”、家长和学生负担的“增压器”，更不能被有些人用来干扰教育秩序，煽动社会焦虑情绪，成为他们牟取暴利的工具。

要减轻学生过重的课外负担，需要全社会努力。全社会都要转变观念，家长要根据孩子的成长需要，设计相应的人生道路；课外培训机构不能忽悠误导家长；学校也要进一步改进教学，提高教育水平；当然还需要政策制度、法律保障。这样才能营造整个教育健康的氛围。

校外培训机构，为什么急需治理？家长们的无奈究竟有多深？

侵占孩子休息时间——家长不忍又无奈

“家住重庆的张莉（化名），女儿读小学三年级。今年寒假以来，她一直在关注年级其他孩子的动向，生怕女儿比别人学的东西少。

张莉特别在意孩子各方面的能力培养。最多的时候参加了10个补课班。从周一到周五，孩子疲于应付各种培训。”

各种各样的培训、作业挤占孩子休息、玩耍的时间，表面上看可能提升了孩子的成绩。但长此以往，孩子的创新力、想象力都会受到抑制，甚至与人打交道，与社会、环境相处的能力都受到影响。

补课费直追住房按揭——普通家庭倍感压力

“年轻时不理解为什么孩子要花这么多钱，自从补课后才明白。”儿子就读高一的胡女士说，“一对三补数学或英语两个半小时至少1000元，大课200多元，每个月都要上万的补课费。”她说。

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一直关注并反对过度补课现象：“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家长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送给了培训机构。”

虚假宣传、良莠不齐——补习收效存疑 

并非所有辅导机构都对师资有要求、都能保证辅导教学质量。

“我曾经在一家小型教育培训机构工作,那里的问题实在太多,没过几天我就不干了。”一位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说。

那家教育培训机构虚报老师学历,而且没有正规执照,他们拉学生家长全靠连哄带骗。“有些家庭的经济条件不算好,但家长都把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交给了这家培训机构,我看着挺难受的”。

超前学习、超纲教学——损害孩子学习兴趣 

李鸿彬说：“日常教学中，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一个班的学生，一部分超前上过培训班，而另一部分没上过，这样的情况对正常教学干扰很大。”

课外办学机构针对中小学生的辅导形式通常是超前教学和同步训练提高两种形式，无论是哪种方式的辅导都会导致学生做无谓的重复劳动，课堂上似懂非懂，听课缺乏兴奋感，以致正常的课堂教学达不到预期效果，不少老师也深感苦恼。

孩子的接受能力有限，提前接受下学期知识的补课班并不是对任何学生都适用，也许家长的一片苦心反而变成孩子学习的负担，也会影响孩子对学习的兴趣。

降低成本、租用旧房——这些都是安全隐患 

目前，市场上充斥着很多教育机构，质量参差不齐。有些教育辅导班藏匿于普通的单元房，卧室被充当教室，课程包括语数课程同步辅导、数学思维拓展和小升初冲刺班等等。

这些机构，有一些手续不完善，甚至一些完全没有办学资格。

“没有手续就是黑班，还组织学生补课，就这么一个场所，要是一旦发生火情，跑都没地方跑的！”有家长担心地说。

在民革中央围绕“减负”问题的建议中，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既要专项治理，也要长效机制

首先，推动国家就校外教育的专门立法。还要制定更为明晰的培训机构设立与营运管理标准。

同时，发挥多方力量，完善民办校外培训行业的管理体系。这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薛二勇的建议。 

2.对不合法、不合规机构坚决关停

“对于类似不合法、不合规，尤其是无资质和有安全隐患的培训机构，有关部门一定要联合起来，坚决关停。”谈及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管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观点鲜明。

不少教育培训机构证照不全，利用政策执行漏洞，以教育咨询等名义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没有办学资质，却从事教育培训业务。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坦言，地方教育部门规范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愿望强烈，却也力不从心，还存在包括职责划分不清、人手不够、缺乏执法权等问题。

但孙惠玲表示:“规范民办培训机构，各地不能靠等待，必须结合地方发展情况，积极探索、敢于亮剑。”

在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看来，规范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合规的课外培训是对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是应该大力支持的。

但在市场急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违规乱象，有关部门一定要及时出手治理，这既能保护合法合规的培训机构，也能更好地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3.超纲教、超前学等培训行为必须警惕并治理

“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超前教育。”每当有家长问全国政协委员、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孩子该上什么辅导班时，她都会这样回答。

在这位北京名校长看来，超前教育非但没有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反而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孩子对课上的内容不感兴趣，以及重复学习导致孩子休息不好、疲惫不堪等。

《通知》要求，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班次、内容、招生对象、上课时间等要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委员介绍，今年上海市实施了“一标准两办法”，严禁民办培训机构拔高教学要求、加快教学进度、增加教学难度。在课程时间安排方面，要求合理安排教学进度，不得妨碍未成年人正常休息，授课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上海的实施方案向社会公布，并欢迎大家监督。现在看来，民办培训机构‘拔高抢学’现象已经大大减少。”

4.治理公办学校教师参与课外培训

“无论任何形式，公办学校及教师都不得有参与民办培训机构的行为。”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

在此轮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中，对公办学校及教师的违规行为动了真格。

《通知》要求，坚持依法从严治教，坚决查处一些中小学校存在的“非零起点教学”行为，严厉追究有关负责人责任；坚决查处个别在职中小学校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并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等行为，一经查实，一律依法严肃处理，直至取消教师资格。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胡卫指出，在《通知》的基础上，需进一步考虑通过地方法规及国家立法，进一步规范公办学校及教师行为，划定办学及教学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