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如果有 600 所中小学，每校至少配 1 名专（兼）职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教师，就是 600 个人。这个数字放在编制表里不算大，放在招聘计划里，就是一整年。

把它和另外两个数字放在一起，就有意思了：每学年至少 1 场专项培训，每县市区 1 名专兼职教研员。前者管覆盖，后者管带队，中间没有过渡岗。

南昌的《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写下了前两句，宜昌的八条措施写下了后一句，百色则把全面开课的时间定在 2026 年秋季学期。三份文件拼起来，是一张师资账。

一道除法：学校数乘以一

师资配置这件事，用除法看最清楚。学校数是分母，每校至少一名是分子，商就是需要的人。分子看起来很小，除出来的结果往往比预算大，也比招聘计划大。

表格里最扎眼的是专（兼）职这四个字。它把门槛降下来了，也把质量的上限压住了，因为它允许一门课由已经有别的工作的人顺带承担。

一个兼职老师，可能是信息技术老师、科学老师，也可能是教务主任。他一周有十几节课，再加一门通识课，这一节大概率会变成看视频加讲概念，讲完就下课。

兼职这两个字，救了课表也救了预算

从学校角度看，编制是硬约束。新开一门课，最现实的办法是从现有老师里挑人，而不是等一个新编制，等编制的时间通常以年计，课表却要下周就交。

从效果看，兼职的代价会在第二年显现：第一年靠热情，第二年靠惯性，第三年这门课就变成了自习。热情是会消耗的，惯性只会往下走，不会自己回来。

这不是老师的问题，是工作量的问题。宜昌给小学定的课时是每学期不少于 4 课时，摊到二十周，是每周 0.2 节。这么轻的一门课，很难要求老师用备课的时间去备它。

反过来看，每周 0.2 节的课，恰好是教研最容易偷工减料的地方。它不在考试里，也不在绩效里，出问题的时候也不会立刻有人发现，等发现已经是第二年。

培训的三种口径：1 场、1000 人次、100 节

三份文件里的培训数字，看起来都是加强培训，实际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覆盖率、总量、样本。混在一起看，很容易高估进度，也很容易在验收时说不清。

三个数字对应三种东西。1 场是覆盖率，1000 人次是总量，100 节是样本。覆盖率可以靠签到，总量可以靠场次，样本只能靠一节一节课磨出来。

覆盖率和总量都能在一年内做出来，样本不行。100 节示范课意味着要有 100 个拿得出手的课例，背后至少是 100 次磨课，每次磨课都要有人陪着听。

换句话说，前两个数字考的是组织能力，第三个数字考的是教研能力。前者可以靠通知，后者只能靠人，而且靠的是那几个能坐下来陪课的人，人数不会多。

教研员比老师更难找

宜昌要求每个县市区配 1 名专兼职 AI 教研员。这个岗位要同时懂课堂、懂技术、懂评价，还要能带着一群老师磨课，四样里缺一样都带不动队伍。

一个县市区只有 1 名，意味着这个人要覆盖几十所学校的听课、评课、教研。按一学期听 30 节算，走完一轮要一年，第二年又开始新一轮，永远在路上。

这类人不是招来的，是长出来的。通常要三到五年的一线课堂，加上持续的技术跟进，才敢在评课时说这个环节可以换一种上法，并且说得出为什么。

所以每县 1 名这条要求，实际考验的是县里的存量，而不是招聘预算。有存量的县一年能落地，没有的县只能先挂个名，挂在教研室的墙上。

白名单：工具进校要先过一道门

南昌的另一条要求是生成式 AI 工具进校实行白名单管理。这句话的分量在进校两个字上：它管的不是能不能用，而是能不能在学校里用。

白名单意味着两件事：不在名单上的工具不能用于教学；进名单要有评估过程，包括数据、内容安全、适龄性。评估一次还不够，之后还要年检，还要跟着版本更新。

对做教育产品的公司，这是一道新增的门槛。过去拼的是功能多不多，现在先要过合规，再谈好不好用，顺序反了就连演示的机会都没有。

对学校，白名单反而省事。老师不用自己判断哪个工具能给学生用，只需要看名单，名单外的就不用试了，责任也清楚，出了问题有据可依。

百色的时间表，为什么敢定在秋季

百色从 2026 年秋季学期起，全市中小学（不含幼儿园、特教）全面开课，小学 3 至 6 年级、初中 7 至 8 年级、高一高二达到最低课时要求。

到 2028 年，培育市级特色校 50 所、骨干教师 1000 人。这两个数字是配套的：先有 50 所示范，再有 1000 个人，示范校既是样板，也是培训的现场。

顺序很重要。先铺开课时、再培养人，第一年会难看；先培养人、再铺开，进度会慢。百色选的是前者，用示范校兜住质量，用课时逼出需求。

这也是多数地方的现实选择：课时先落地，师资边跑边补。补得快的，两年就能成形；补得慢的，课表上有这门课，教室里没有这门课。

学校缺的，其实不是课时

课时是可以排的。一学期 4 课时，塞进地方课程或课后服务，一张课表当天就能改完，不需要新教室，也不需要新设备，甚至不需要新教材。

缺的是两样：能上这门课的人，和能放心让学生用的工具清单。前者的培养周期以年计，后者的评估周期以月计，两样都急不来，也都没法用钱一次买断。

这两样恰好是校外机构擅长的。于是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需求，而在于怎么给，才不算踩线，才算是帮忙而不是添乱，也才能第二年还被请回去。

校内外分工：哪些能接，哪些不能

把一所学校要做的事拆开，能外包的和不能外包的，其实分得很清楚。分不清的，通常是那些既像教学又像服务的中间地带，比如课后服务、社团、竞赛辅导。

表格最右边一列才是重点。课程包可以卖，教师培训可以做，工具测评可以提供；但课时安排、学生评价、招生录取，这三件事必须留在校内。

边界不是靠合同划的，是靠动作划的。同样一场培训，讲教学方法是教研；讲完了发一张报名表，性质就变了，合同写得再干净也没用。

卖课与卖师资，中间隔着一条线

2026 年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地方执行版本里，有一句写得很直白：严禁与社会培训机构合作招生。这句话没有留解释空间，也没有留试点空间。

这句话把进校切成了两半。一半是教学支持，一半是生源获取。前者在门内，后者在门外，中间没有灰色带，只有一条看得见的线，线的两边说着两套话。

判断方法很简单：这场活动结束后，学校有没有多出新的学生名单。有，就是招生；没有，才是教研。名单是最硬的证据，比任何话术都可靠。

还有一条更细的线：培训对象是老师还是学生。给老师讲怎么上这门课，是师资；给学生上完课再留联系方式，就越界了，哪怕中间隔了一次家长会。

我的判断：课表一夜排得出，人不行

一份文件可以要求每校配一名老师，但配不出这个人的能力。能力要靠培训、磨课、听课、评课，一轮一轮攒，攒的过程没法压缩，也没法跳过。

这也是这一轮 AI 通识课最现实的瓶颈：不是课时不够，是能上课的人不够，能带人的人更不够。前者缺几百个，后者缺几十个，后者更难补。

真正值得做的生意，不是把课卖进学校，是帮学校把人练出来。前者的合同一年一签，后者的合作三年起步，后者的护城河也更深，换一任校长也带不走。

反过来说，只会卖课的机构，会在这两年里被白名单和招生禁令同时挤住；能交付人的变化的机构，位置反而更稳，因为它卖的是时间，不是名单。

写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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